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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魯番阿斯塔那M148、M233和阿斯塔那西區(qū)M408、M409等4座墓葬在發(fā)掘報告中被認為年代較晚。但通過將墓葬形制和隨葬品與周邊相關墓葬比較可見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國早期。在西晉甚至曹魏時期,漢式墓葬已在吐魯番出現,且與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與當時歷史背景有關。
作為戰(zhàn)國時期的典型器物,山字鏡自出土以來便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山字鏡上面的"山"形紋飾不是山的象征,并非以字代形,更不是以形代字;山字鏡也不是"楚伐中山"的紀念物;"山"形紋飾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幾何圖形,但是實際上應是"火"字或者火的形象,山字鏡實則是火字鏡。
 2013年9月,為配合鞏義市自來水公司擬建的甫新花苑項目建設,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區(qū)域內鉆探發(fā)現的77座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其中M3保存較為完好,其大墓道小墓室為主的墓葬形制及屈肢葬為特征的埋葬風格和出土器物的特點表明其應是秦墓,反映了在秦軍東進和確立統治時秦文化對當地傳統文化影響和滲透的過程中所表現的文化態(tài)勢。
2014年,對新樂遺址進行了發(fā)掘,發(fā)現新樂下層文化房址3座、灰坑1個,新樂上層文化房址1座、灰坑4個、灰溝2條,出土有大量夾砂陶片、少量石器及煤精制品。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新樂下層文化的年代為公元前5200～4800年。根據出土遺物,推斷新樂上層文化早期遺存的年代約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
 吳佩孚致汪精衛(wèi)函是吳佩孚研究的重要文獻,它集中反映了吳佩孚當時的立場與主張。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國土,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已經建立,全民族神圣抗戰(zhàn)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吳佩孚提出"中日輔車相依",主張對日和平,成立傀儡政權,并與日偽進行所謂"出山"條件的交涉,顯然是與當時的抗日大局相違背的。

珍珠門文化作為商周時期的東夷文化,首先發(fā)現于膠東地區(qū)。隨著魯北地區(qū)考古材料的豐富,特別是濰坊匯泉莊、淄川北沈馬等遺址的發(fā)掘,表明以素面紅陶鬲為代表的非典型商周文化遺存應屬于岳石文化之后珍珠門文化的范疇。魯北地區(qū)作為珍珠門文化的重要分布區(qū),存續(xù)下限可至西周中晚期,說明該地區(qū)的夷人文化系統并沒有被商文化完全取代或同化,而從西周早期開始,東夷土著文化與周文化逐漸融合,西周中期之后其主要文化因素也逐漸融入周文化之中。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恒先》,保存完整,是研究古代哲學思想的珍貴文獻。"恒"即馬王堆帛書《易傳.系辭》中的"大恒",殷墟卜辭中稱為"王恒"。恒即常,故"恒先"即《老子》第四章所說的"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古代文明與*形成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熱點。本刊從2009年4月在河北易縣清西陵召開的"古代文明與*起源學術研討會"上擇選一組發(fā)言,以彰顯部分中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
 虎符是古代兵制中發(fā)兵的信物,分左右兩半,合符為驗。虎符發(fā)兵制度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至漢代已日趨完善。此文對漢代虎符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從資料內容、器物特點、相關制度幾個方面進行了初步梳理考證,是一篇關于漢代虎符的綜合性研究文章。
在三峽地區(qū)已發(fā)現8處人類化石地點,既有距今200萬年左右的歐亞大陸早期人屬成員,也有距今1萬余年的晚期智人。這些材料對研究直立人及早期人類和晚期現代人的起源與演化等,均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陀^結并科學規(guī)劃三峽地區(qū)的古人類研究工作,是該地區(qū)相關科研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關鍵。